1998年的那个夏天，我五岁。关于病痛的记忆早已模糊，只记得右太阳穴那里鼓起一个包，像一颗不合时宜的种子，埋在了我的脑袋里。

      那年，父母带着我从老家一路奔波，在当地的医院看了，又去了省会的医院。两次手术，两次失败。希望像气球一样被针扎破，只剩下恐惧和无助。父母抱着我，像是抱着最后一根稻草，登上了进京的火车，来到了北京天坛医院。那是神经外科的圣地，也是全家最后的指望。我依然清晰地记得，那天办理住院快得不可思议。没有推诿，没有冷眼，护士温柔地接过我，大夫迅速地查看病历。那一刻，我躺在陌生的病床上，看着头顶刺眼的白炽灯，第一次感到了久违的安心。术前讨论的情景，是后来父母讲给我听的，也成为我日后从医路上反复咀嚼的一个片段。最初的方案是常规做法：在头皮上切一个较大的口子，将皮肤与囊肿剥离，剔除病灶。这很稳妥，但创伤大，恢复期长。就在签字前，一位大夫提出了不同意见。他盯着片子，眉头紧锁，然后坚定地说：“这个孩子才五岁，人生还长。我们可以试试直接从囊肿部位切入，切口尽量小，虽然操作难度大，但能最大限度减少手术范围和并发症，对孩子以后好。”

      “对孩子以后好。”这句话，穿越了二十多年的时光，至今仍滚烫。那是一场冒险，也是对医术极致的追求。讨论的结果，是采纳了那个更具挑战性的方案。手术很成功。醒来后，我的头上留下了一道小小的疤痕，像一个月牙，藏在发际线里。它不丑，它是我另一段旅程开始的印记。

      时光荏苒，命运仿佛画了一个圆。许多年后，我考入首都医科大学长学制。当我穿着白大褂再次走进天坛医院实习轮转时，那种熟悉的消毒水味道混合着一种庄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尽管当年为我主刀的大夫姓甚名谁，我已无从考证；尽管那些在走廊里匆匆走过的白衣身影，我早已记不清面容。但我知道，他们就在这里。在天坛实习的日子，我看到的不仅是精湛的技术，更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——面对疑难，不推诿；面对风险，敢担当；面对患者，哪怕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，也要为他想得更远，为了他的一生去搏一把。

这就是天坛精神吧。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，而是手术台上那一刀精准的抉择，是查房时那一句耐心的叮嘱，是面对死神时那一次次的绝不放弃。如今，我也成为了一名“天坛人”。站在前辈们曾经站过的地方，我常常摸摸自己头上的那道疤。它提醒着我，医学不仅仅是治病，更是救人；医生不仅仅是职业，更是托付。

七十载栉风沐雨，老一辈的天坛大夫用柳叶刀雕刻出了医院的脊梁。他们对专业的敬畏、对生命的悲悯，像一盏不灭的灯，照亮了我这个曾被救赎的孩子，也指引着我走向未来。红心铸魂，薪火相传。我将带着这份恩情与敬意，接过长辈手中的接力棒，在“十五五”的新征程上，继续做一个有温度、有担当的天坛人。

因为我知道，我这辈子所有的努力，都是为了配得上当年那个下午，天坛医院给我的那一份信任与生机。

（妇产科 孟师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