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10月，我正在上高中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。我们几个共青团员在一起讨论，一致认为我们作为党的后备军，应该带头，就这样我们就报名参军，后来被分配到沈阳的中国医大军医班学习受训。1953年3月，我带队，我们20名学生加入志愿军队伍入朝参战，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洗礼。1954年，我们从朝鲜回国，来到福建惠安，准备东南沿海的战备任务，我们是野战炮兵，参加了1958年的炮击金门、1966年的抗美援越战争，1979年在云南边陲蒙自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。

1982年12月，我离开工作了32年的部队，转业回到北京。1983年1月，我被分配到北京天坛医院，拿到介绍信的第二天，我就去了天坛医院，但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这哪是医院，就是一个工地，“大老吊”好几个，挖土机轰隆隆地响。报到以后我就在医院里转了转，这个医院最早是日本侵华时期的陆军医院，后来成了国民党军官医院，一些建筑后来留了下来。比如当时南门的门诊和急诊的平房，就是日本人留下来的。院领导让我去门诊部工作，我一看这医院还是工地，就有点想法，想是不是换个单位。但是后来我就想，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部队转业干部，分配我到这就说明这里需要我，不能挑挑拣拣。所以我就安心在天坛医院上班了。

我上班后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一辆汽车和一列火车相撞，距离天坛医院很近，一下子送来了30多个伤员。我当时正在门诊部，穿上白大褂就跑到前面去。伤员数量比较多，医院一下子有些措手不及，都堵在南门，比较危险。我当年在部队的时候学习过野战救伤的知识，正好能派上用场。我刚到医院，谁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医生护士，不管医护人员是哪个科的，我就按伤员，抓一个护士、抓一个医生，我说你管这个、他管那个，你拉这个去急诊室，你拉那个去手术室，很快就把这30多个伤员分散到门诊、病房、手术室、急诊室妥善处理。后来就有医生护士打听“这个人是谁呀”，慢慢大家就知道我在门诊部工作。公安部门后来特别感谢天坛医院对这批伤员抢救及时。

1982年，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建成，当时王忠诚院长已经来到天坛医院，就安排把神外病房、手术室都放在研究所，一边筹建医院，一边开展医疗服务。王院长是50年代毕业的老知识分子，神经外科的权威，发展神经外科事业是王院长一直以来的心愿。当时北京市委市政府想把天坛医院建成一个脑外科医院，后来经过反复论证，光有脑外科不行，还需要有其他的综合科室，为脑科服务，所以把天坛医院定位为一个以神经外科为特色的综合医院，规划了800张床位，500张是神经外科，300张是内外妇儿等综合学科。这些综合学科为神经外科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

当时的医院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是非常辛苦的，为病人服务、为伤员服务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块我非常佩服。天坛医院的老领导班子都是“三八式”，1938年入伍的几位老院长，抗日战争入伍的党委书记、副书记，都是老革命，大家团结一致，全心全意要建设好这个医院，要把这一片废墟变成一个新型的医院，为病人服务。

但是说起来容易，真干起来还是面临着不少困难。我在天坛医院当过副主任、副书记、副院长、院长，对医院的历史非常熟悉，我经常说那时候天坛医院是“八路大军”组成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时候的老天坛医院叫“北京市天坛医院”，70年代为了响应国家号召，老天坛医院全部迁到大西北的甘肃天水、庆阳等地，只有极少数身体不好的、年纪大的工作人员留了下来继续工作。因为这部分人太少了，当时的崇文区政府就把前门医院、留用人员等几部分人员组织起来，组建了“崇文医院”，就不叫天坛医院了。我来到医院的时候医院交给北二医管理，1982年市政府正式批准院名“北京天坛医院”。也就是我们筹建的新医院。

医院要发展，需要大量的人才。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，医院从友谊、同仁、朝阳等医院调来了一批专家和医护人员，加上王院长从宣武医院带来的神经外科的70多人，打下了医院的基础。但是同时，“八路大军“带来的弊端也慢慢显露出来，各个学科和专家都是保持原来在各自医院的常规和做法，不同的科室系统、流程、习惯都不太一样，我发现这在医院长期发展上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，我们必须要建立统一的规章制度和技术常规。我和班子成员们达成共识，从医院的基础抓起。

刚开始的时候困难挺多，最大的困难是观念。这些教授和专家引进来的时候不少都50多岁了，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习惯，想改变是很难的。1984年，医院领导班子调整，任命我担任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，协助王院长工作。当年我们把医院一个科一个科、一个专业一个专业都走了一遍，深入了解学科的特点和现状，协助科室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。对于老教授，我们提出要求，要个别做思想工作，要团结他、尊重他。我们用神经外科作为标杆和榜样，在全院推广向神经外科学习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推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一直到1993年，不仅是临床科室，连党政工团、医务处、护理部、医技部等等整个医院的规章制度全部形成了，用了整整9年时间。同时，我也推动在各科室配备科秘，以前没有的时候就是主任说了算，光杆司令，之后科秘负责协助科主任做科室的行政管理，这个模式也一直延续下来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北京市开始“三甲”医院评定工作。天坛医院下定决心要创三甲，医院党委非常重视，对全院干部职工进行了思想动员，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评审办公室，由我亲自抓，各个科室也是非常支持。这项工作非常艰苦，几年的时间里，我们按照三甲的标准去落实，要求各个职能部门、各个临床科室去一项项落实、检查，我们的医生、护士、行政人员很辛苦的，不光是医疗、护理、医技，还有服务部门、后勤等等，都需要一项项达标、一项项落实，评审是很细致的，要一项项打分。我们定期向党委汇报进展，党委研究后下达任务，从1991年一直干到1995年，天坛医院最终被评定为三级甲等医院，回想起来，真是“脱一层皮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受社会环境影响，我们有个别的同志思想上有了偏差，对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想得比较多。医院决心抓职业道德，抓廉政建设，这是医院党委和纪委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。我在周会上、职工大会上说过狠话：“谁砸天坛医院的牌子，我就砸谁的饭碗。”当时这个工作反响很大，上级单位说，没想到天坛医院有这么大决心整治，各个医院都很佩服，有一些本来不服气的同志，经过教育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这件事肯定会得罪人，但是我必须要狠抓，要不然对不起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。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在部队入党，经历了党的教育和战争的洗礼，医院“三八式”干部老党员的形象和前线牺牲的革命烈士对我影响很大，抓好医生的职业道德就是为老百姓着想，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教我这么做。

      1999年7月1日，我正式退休。从1983年1月到1999年7月，我在天坛医院工作了16年，干的就是打基础、铺路的活儿。这16年里，我把部队的光荣传统带到了医院，每天我都要提前1小时到医院，到每个科室走一遍，到急诊走一遍，了解当天夜班的情况；各个科室开早会，如果没有把自己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，我一提问，他们就知道了，不能隐瞒。我经历了1990年天坛西里6号第一个新院的落成，100亩地、800张病床，也见证了36年以后400亩地、1650张病床的新天坛，这样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，看着医院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心中无比自豪。新的发展时期，天坛医院肩负了建设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医院和创新型医院的任务，老天坛医院的老革命们、老“三八”的老领导们为天坛医院建设和服务了36年，为现在的发展铺好了路，现在的人为以后铺路也是非常重要，比以前还重要，我们要用现代化的道路去建设达到国际一流的现代化的综合性医院。

（北京天坛医院原院长 马富春）